物品名称：理发剪 

形成时间：20世纪60年代至今 

物品介绍：国网沧州供电公司退休职工谢清洁是沧州市有名的“雷锋奶奶”，今年82岁的她，身上有180多个荣誉称号：中国好人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、全国首届“雷锋奖”……谢清洁将雷锋视为偶像，始终坚定传承雷锋精神。这套简陋的理发剪是谢清洁学习雷锋同志，自费买来义务为身边人理发的工具。几十年来，理发工具换了很多套，谢清洁的人格魅力、人性光辉也在沧州大地持续辐射，不断释放正能量。无数“谢清洁”志愿者团队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，正将谢清洁精神传递下去。 

“雷锋没做完的事儿我要接着做” 

1963年，毛泽东主席题词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那时，我已随军来到驻沧空军某部。读了《雷锋日记》，学了雷锋事迹，我被深深感动了，下定决心要一辈子都做雷锋那样的人。 

按岁数，我比雷锋大一岁，是雷锋的姐姐。弟弟没做完的事，我要一辈子替他做。于是，我自费买来第一套理发工具，迈出了学习雷锋的第一步。我拿着这把小小的理发剪，为干部战士理，为家属孩子理，为社会群众理，为病老伤残人理。记不清多少个寒暑天，用坏了我就再买，也不知道到底服务了多少人。 

那时，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，人们一个月有8毛钱的洗理费。我给他们理了发，他们就能把这个钱贴补在吃穿上了。 

1982年，我随爱人转业到供电公司。来到公司第一天，我就四处打听哪里有福利院、敬老院。听人说起，河东有个沧州市社会福利院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从此我就与福利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 

1982年元宵节后第一个星期天，我来到沧州市社会福利院。听院长说，原来给福利院理发的人出去承包理发店不肯再来了，我就凭着自己多年义务理发的技术，把这个活儿揽了下来。 

当时福利院有80多人，大多是智力障碍者、残疾人及孤儿、老人，头发又脏又乱。我为他们理发时，有人又撕扯又打骂，撕坏好几条围裙。我没有被吓跑，不论严冬还是酷暑，每隔四周的周末，都要来到福利院，坚持了30多年。 

这30多年里，每次早上5点多，我就带着理发箱和几大袋水果、瓜子、糖果来看老人和孩子们，给大家都理完发才走，每次得备3把推子，推热一把换一把。 

除了理发，我还帮福利院洗衣服、晒被子、打扫卫生。大年三十晚上，跟老人、孩子们包饺子、唠家常，30多年没和家人过一个团圆年。 

久而久之，我和这些缺乏家庭温暖的人建立了深厚感情：双目失明的王大娘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嘴里不断念叨着想瞧瞧“好人”的模样；长期瘫痪在床的高大伯裤里拉尿脏得没法靠近，我就跪在床上为大伯理完发，给他洗净沾满屎尿的裤子，烤干给老人穿上，让老人干干净净地走…… 

而当年撕坏我好几条围裙的病人“黑娃子”，给我的印象最深刻。每次到福利院，我都格外照顾“黑娃子”，给他洗脸、理发、剪指甲。渐渐地，“黑娃子”变得温顺、懂事了。一次理发时，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哭喊着：“妈妈、妈妈！” 

“到建党100周年之时，完成捐款100万元” 

这些年，有困必帮、逢难必捐已成为我的习惯。 

1964年，邢台大地震，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20多块钱。得知灾区的消息后，我毫不犹豫捐出了50块钱和积攒的50斤粮票，这是我第一次捐款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我寄去150元钱和100斤粮票；1979年四川水灾，我把自己和老伴儿3个月的工资共300元寄给万州长滩镇。 

1990年以后，我的工资收入逐渐提高，捐款也更多了。2008年南方雪灾，我捐款2000元；汶川大地震，我缴纳特殊党费、捐款5000余元；2013年，我获评全国首届“雷锋奖”，但因摔伤卧躺在床，连奖杯都是女儿黄梅去北京代领的；听说四川雅安地震的消息，我立马托人把获奖奖金寄出去2万元。 

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到供电公司，我只是一名工薪族，工资最早只有二三十元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工资逐渐提高，从三五十，到三五百，再到如今的三五千，我几乎悉数捐出，没留一分钱存款。个人的钱垫进去了，丈夫的转业费垫进去了，女儿结婚的钱垫进去了，有时还要借亲戚朋友的钱往里垫。我总想：“自己家还过得去，还有很多人过得很困难，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。” 

我前两天刚刚算了下，这50多年来，我已经捐出了96万多元。我有一个心愿，在建党100周年之时，完成捐款100万元。 

别看我捐款这么多，平时生活里，大伙儿都觉得我“抠门”。我一顶草帽缝缝补补几十年，里面是大大小小的布条，平时买菜要跑到批发市场买最便宜的，家人总说：“你算是把人家卖不出去的菜都拣回来了！” 

但是我不在意这些，这些年，捐款的票据我都留着，我想让儿女们记得，他们的妈妈舍不得给他们花钱，是为了帮助更多更需要的人。 

“不管什么岗位，都能发光发热” 

1982年，我随爱人转业到供电公司时，是在食堂担任管理员。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，但我想：“只要爱这个企业，爱这份工作，不管什么岗位，都能发光发热。” 

我经常和职工聊天，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，对伙食有些什么要求。以前食堂星期天只开两顿饭，到了星期天，其他师傅轮换着休息，我坚持不轮休，照常做三顿，每个星期还包一次水饺。看着大伙儿开开心心地吃饭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 

为了省钱，又能吃得好，我天天早起骑车到郊区集市上采购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。有一次，我去买肉，价钱是1块2一斤。那位卖肉的师傅悄悄对我说：“这么好的肉才卖l块2一斤，我给你开1块3的发票，行吗？”我坚决说：“不行！”那人很奇怪：“你真是个傻瓜！” 

因为干采购，我经常和商业部门打交道，熟人多。那时水产公司螃蟹供应价是1块4到1块5，而市场上能卖到3块多。有人就托我倒卖点儿螃蟹，一千斤就能赚几千块钱，还承诺给我好处费。这种扰乱市场、干扰改革的事儿，被我严词拒绝了。 

我想：“领导交给我这项工作是信得过我，坑企业、害职工、肥自己的事儿可不能干，昧良心的钱一分也不能沾。” 

1984年春天，食堂接待了一个重要会议。这时，我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。我的老家在四川万县农村，那时交通不便，离开他老人家近30年，我只和他见过两次面。这次，我多么想回去在父亲床前尽尽孝心啊！ 

可是这次会议有300多名与会人员，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，如果自己走了，不但会给其他同志增加工作量，还有可能因为不熟悉情况而影响到接待工作的质量。我思前想后，悄悄把电报藏了起来，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任务。 

5月份，我父亲病危的电报传到同事手里，大家都劝我回家。可这时，省电力系统刚刚开完卫生现场会，要求各食堂限期达标，我作为一名党员，怎能在这个时候离开？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祈祷着：“爸爸，您老人家千万等我，千万等我！” 

6月份，我又收到了一份电报，只有五个字“父病故，速回”。我整整哭了一夜，老伴儿劝我：“你还是回去看看吧，虽然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，能亲手在父亲的坟上添一把新土，也算对父亲的尽孝啊。”可是，当我请假时，听到好几位同事要回家收割麦子也在请假。我左右掂量，自己这一走，就餐职工怎么办？想了又想，哭了又哭，思量再三，我托老伴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，寄上400元钱，嘱咐家人办好父亲的丧事。 

这事过去多年，我一想起来，心里就很疼，我很遗憾自己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，没能为老父亲养老送终。可我想，我不仅是父母的女儿，还是党的女儿，倘若父亲在天有灵，也会原谅自己的。 

“我要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” 

1990年，我从供电公司退休了。可我闲不住，第二天就跑到所在的北环桥居委会，请求当名“义工”，不久被任命为北环桥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。 

为掌握情况，我利用休息时间调查摸底。辖区上千住户、5000多人，我一家一户走、一个一个谈，记事本上记满了残疾人、贫困户、军烈属和70岁以上老人的姓名、住址、生活状况。谁家有什么困难，谁家需要帮助等等，我都记在本上、放在心上。 

刚来的时候，居委会只有几间旧房，还有两万多元外债。我带头捡旧砖、垒小屋，用退休金买了切面机，切面点、烧饼摊、果子铺陆续开了张，不仅创收20多万元，还帮忙安置了上百名残疾、下岗人员。 

其实，我的身体也不算好，这几年我确诊为心脏病、帕金森综合征，可不管在哪个岗位，我都停不下来。以前，每天都是凌晨4点起床，安排好家务，早上6点准时到岗，我的岗位就是我的“家”。现在帕金森综合征逐渐严重，我走路磕磕绊绊的，坐下来身体还一个劲儿晃动，医生说这跟我严重透支身体有关，我就把上班时间推迟到了早上7点半。 

有时候人们不理解，做个“义工”，不拿一分钱工资，为什么我还要这样拼命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八岁就给人家当短工，看孩子、烧火、做饭、喂猪，什么杂活儿都干。解放后，我家里分得了田地，日子好过了，我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半天劳动半天学习，念完了初小的课程。随军调到部队后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我面对党旗宣誓的时候，心里就像点着了一把火。没有共产党，也根本不会有我谢清洁的今天，是党给了我爱心、幸福和温暖，我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是党和人民交给的“大事业”“大岗位”，我要把党的温暖无私地传递到千家万户。 

“我身后站着一大帮‘雷锋’” 

这些年来，我资助的人都成了我的“至亲”。以前，逢年过节，我都为大家送去米、面、油和慰问金。这几年身体不好，我就提前准备好生活物资和慰问品，邀大家前来领取。 

让我欣慰的是，一些我资助过的孩子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也跟着我一起学雷锋做好事。 

这几年，我不能到福利院给孩子们理发了，“谢清洁青年爱心服务队”的同志们每个月会组织队员到福利院义务理发，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节目。 

还有“谢清洁爱心基金”“谢清洁爱心和谐组”……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爱心组织陆续出现。所以，我不再是一个人在学雷锋，我身后站着一大群“雷锋”。 

82岁不算老，为老百姓办好事儿、办实事儿是我的目标。只要有力气，我就愿意继续发挥余热，将爱心广泛传播。（谢清洁口述 王蒙整理）